前言

永定陵是宋真宗赵恒的陵墓，位于河南省巩义市蔡庄北1公里，周围有建筑遗址土丘16个。因此陵至今尚未正式发掘，陵内情形尚不为人知，地面上的建筑已毁无存，不过陵前的石刻马、羊、狮、虎等保存完好，在北宋诸陵中是保存的最好的一组。

永定陵

人物简介

宋真宗（名赵恒，原名赵德昌，968年12月23日-1022年3月23日），生于东京开封府第，是宋太宗第三子。宋真宗在位25年，对国家治理有方，实行反腐倡廉的举措，大力发展经济，把北宋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，史称“咸平之治”。

1004年，辽国入侵，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，真宗御驾亲征，战胜后却因畏惧契丹人，最终签订澶渊之盟，开创了以输岁币求苟安的恶例。赵恒沉溺于封禅之事，广建宫观，劳民伤财，致使社会矛盾加深，使得北宋的“内忧外患”问题日趋严重。

乾德六年（968年）十二月二日（12月23日），赵恒生于东京开封府第，是宋太宗第三子，与长兄楚王赵元佐同母，初名赵德昌。他幼时英睿，姿表特异。与诸王嬉戏时，喜欢作战阵之状，自称“元帅”。宋太祖喜爱他，将他养在宫中。

太平兴国八年（983年），被授为检校太保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韩王，并改名元休。雍熙三年（986年）七月，改名元侃。

端拱元年（988年），封襄王。淳化五年（994年）九月，进封寿王，加检校太傅、开封府尹。开封府政事纷繁，赵恒留心狱讼，裁决轻重，没有不称快的。所以京师的监狱多次空闲，太宗多次下诏褒奖他。

至道元年（995年），被立为太子，改名恒，仍兼开封府尹。赵恒既非太宗的长子，也不是皇后所生，原本是轮不上他继位的。但其长兄赵元佐因叔父赵廷美之死发疯、二哥赵元僖无疾暴死，他才有幸成为太子。

公元968年正月，后梦以裾承日，有娠。十二月二日生于开封府第，赤光照室，左足指有文成“天”字。幼英睿，姿表特异，与诸王嬉戏，好作战阵之状，自称“元帅”。曾任开封府尹。真宗因为是太宗第三子，虽与长兄楚王赵元佐同为元德皇后所生，同为嫡子，但是轮不到继承皇位。当时因真宗的长兄赵元佐发疯、次兄赵元僖暴死，这才轮到他继承皇位。淳化五年（997）被立为太子。太宗于公元997年3月病死，他于同月继位，第二年改年号为“咸平”。宋真宗不是太宗的长子，原本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。当大哥赵元佐因赵廷美之死发疯、二哥赵元僖暴死之后，他有幸成为太子。太宗驾崩后，他又遭遇了一场由太监王继恩和太后共同谋划的宫廷政变，好在有左丞相吕端及时相救，他才得以登基。与久经沙场的宋太祖（赵匡胤）、宋太宗不同，从小生活在深宫中的赵恒性格较为懦弱，缺乏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。在他看来，坚持太宗晚年推崇的黄老无为思想，继续守成的局面是最好的选择。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，政治上趋于保守。

赵恒即位之初，任用李沆等人为宰相，勤于政事，分全国为十五路，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，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；也能注意节俭，社会较为安定，给国家创造了一个相对长期和平发展的有利时机。其时，铁制工具制作进步，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.2亿亩（太宗至道二年，996年，耕地有3亿多亩），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，农作物产量倍增，纺织、染色、造纸、制瓷等手工业、商业蓬勃发展，贸易盛况空前，使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，史称咸平之治。

真宗自雍熙北伐惨败后，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，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。相反，辽朝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，不断南下侵扰宋朝。自咸平二年（999）开始，辽朝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，掠夺财物，屠杀百姓，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。虽然宋军在杨延朗（又名杨延昭，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杨六郎）、杨嗣等将领率领下，积极抵抗入侵，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，战术灵活，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。

真宗朝名相寇准，对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寇准是华州下邽人，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常被戏称为“寇老西儿”。寇准19岁就考中进士，仕途比较顺利，其人生性豪爽，不拘小节，是个很有个性的人。太宗时，有一次在大殿奏事，寇准的话很不合乎太宗的心意，太宗愤而离去，寇准居然不顾君臣之礼，扯着太宗的衣服不让他离开，太宗被他搞得极为尴尬。或许正是因为寇准的直率，使太宗比较信任他。

公元1004年春，辽国承天太后萧绰、圣宗耶律隆绪亲自率领20万大军南下，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（今河南省濮阳县）城下，威胁宋的都城汴梁（东京）。警报一夜五次传到东京，赵恒问计于群臣。宰相王钦若、陈尧叟主张逃跑，任职才一月的宰相寇准则厉声反对说：“出这种主意的人应当斩首！”他说，如果放弃汴京南逃，势必动摇人心，敌人会乘虚而入，国家就难以保全了；如果皇上亲自出征，士气必定大振，就一定能打退敌兵。赵恒同意御驾亲征，由寇准随同指挥。到了韦城（今河南省滑县东南），赵恒听说辽兵势大，又想退兵。寇准严肃地说：“如今敌军逼近，情况危急，我们只能前进一尺，不能后退一寸。河北我军正日夜盼望陛下驾到，进军使我河北诸军的士气壮大百倍。后退则使军心涣散，百姓失望。敌人趁机进攻。陛下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。”赵恒才勉强同意继续进军，渡河进入澶州城（在今河南濮阳）,远近各路宋军见到皇上的黄龙大旗，都欢呼跳跃，高呼“万岁”。真宗在寇准的要求下上城墙鼓舞士气，使得宋军士气大振。寇准指挥宋军出击，个个奋勇冲杀，消灭了辽军数千，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兰。萧太后见辽军陷入被动，要求议和。经过寇准和辽使者曹利用的一再讨价还价，两国制定了如下条约：

一、辽、宋为兄弟之国，宋为兄，宋尊萧太后为叔母，后世仍以世侄论,使者定期互访。

二、以白沟河为国界，双方撤兵。（辽归还宋遂城（今河北徐水）及瀛、莫二州）。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，彼此不得停匿。两朝沿边城池，一切如常，不得创筑隍城。

三、宋方每年向辽提供“助军旅之费”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。至雄州交割。

四、双方于边境设置于榷场，开展互市贸易。（在互市贸易中，北宋所赚的钱远远多于岁币（每年宋朝收益为所供岁币的2.5倍左右，且低价购买许多马匹用于军队装备，在经济上拖垮了辽国，以致其之后的几十年未能发兵北宋。）

盟约的订立，结束了宋、辽之间四十多年来的敌对状态，同时也是宋朝向番方交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。同时，宋、辽形成长期并立的形势，两国之间不再有大的战事发生，北宋在边境上的雄州（今河北雄县）、霸州（今河北霸州）等地设置榷场，开放交易，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。

派曹利用去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之际，告诉曹“迫不得已，虽百万亦可!”。寇准知道后，指着曹怒道“超过30万两，提人头来见”。

最后，经过曹利用再三讨价还价，以白银10万两，绢帛20万，订立澶渊之盟。

曹利用回到宋朝之后，宋真宗急问金额，曹利用不敢直说，只竖起3根指头，宋真宗以为是300万两，大惊失声脱口而说，“太多了”，过了一会又安慰道：“是太多了，但就此把事情了结也好”，待知道是30万时，如释重负，转忧为喜，对曹利用大加赏赐。澶渊之盟是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的结果。对宋而言，这是丧权辱国的和约，不仅燕云十六州的失地未能收回，而且要输金纳绢以求辽国不再南侵，此后辽更是不断需索，使北宋国威扫地。辽国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，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。不过，澶渊之盟以后，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，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、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。

宋真宗景德元年（公元1004年），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，真宗御驾亲征，宋辽签订澶渊之盟，开创了以输岁币求苟安的恶例。真宗原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，很得意了一阵子。不料有一天，参政王钦若却对他说：“城下之盟，《春秋》耻之。澶渊之举，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，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!”王钦若的话，本来是要贬低寇准的，但却同时给爱虚荣的宋真宗泼了一盆冷水，从此怏怏不乐。王钦若是个善于察言观色、逢迎邀宠的马屁精。他对正经事儿没多大能耐，但在搞小动作方面，却是胜人一筹的。

史称他“性倾巧，敢为矫诞”。宋真宗伪造“天书”的把戏，就是他出的歪点子。他看出真宗这人是既好大喜功，又害怕战争，就找了个机会假意向真宗提议说：“陛下若出兵收复幽、蓟两州，就可以洗掉澶渊之盟的耻辱了。”真宗说：“河北的的百姓刚免了战争之苦，我哪忍心再挑起战争呢? 还是想点其它主意吧!”王钦若乘机说：“那就只有封禅可以镇服四海、夸示外国了。但自古封禅，都得有“天瑞”出现才行。”接着又说：“当然，这‘天瑞’不是说要就有的；前代之所谓“天瑞”者，有些是人为搞出来的，只不过人主把它当真的崇奉起来，并以之昭示天下，就会同真的一样了。古代传说的河出《图》、洛出《书》，难道真有这么回事吗?那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!”真宗听了，当然心领神会，但又担心地说：“王旦也许不会同意这么干吧?”王旦是当时的宰相，因为之前寇准已被排挤出朝，所以真宗首先考虑王旦是否肯附从。王钦若说：“我去向他暗示这是出于圣意，估计不会不同意。”果然，经过王钦若说项，王旦同意了。但真宗心里还是不踏实，就把王旦召来宴饮，正当喝得高兴的当儿，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与王旦说：“带回去同老婆孩子一起享用吧!”王旦回家后打开酒樽一看，哪里是什么美酒，那里面盛的全是美珠!

景德五年（1008）正月初三，宰相王旦率群臣早朝完毕时，有司来报，称“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”，宋真宗“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，号称天书”。为了证明“天书”真的是从天而降，宋真宗还特意精心编造了一个故事：“半夜我刚要睡，忽然卧室满堂皆亮，我大吃一惊，见到一个神人忽然出现，此人星冠绛袍，对我说：‘一月三日，应在正殿建黄箓道场，到时会降天书《大中祥符》三篇，勿泄天机！’我悚然，起身正要答话，神人忽然消失，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。从十二月一日起，我便蔬食斋戒，在朝元殿建道场，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，终于盼来了天书。适才城皇司来奏称在左承天门南发现有帛布悬于屋脊上，即遣中使去察看，回报说帛布还包有类似天书的东西，封口隐然有字。原来正是神人说的天书啊！”王旦等当即再拜称贺。真宗于是率百官步行到承天门，诚惶诚恐地把那所谓的“天书”迎奉到道场，当众开了封口。只见帛布上写的是：“封受命。兴于宋，付于慎，居其器，守于正，世七百，九九定。”另外还有黄色字条三幅，内容的意思是说真宗以孝道承统，务以清净简俭，必致世祚长久云云。真宗命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宣读后，依旧包起，郑重盛入预先准备好的金柜中，另派官员祭告天地、宗庙和社稷。即在崇政殿设斋宴，接受百官朝贺。

为了扩大影响，真宗趁热打铁，接连下了几道诏令：大赦、改元、改左承天门为承天祥符、群臣加恩、特许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，等等。又授意一班吹鼓手如陈尧叟、丁谓等益以经义加以附和。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“争言祥瑞”的热潮。这样闹腾了一阵之后，三月间即由王旦牵头，动员了文武百官、藩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，连续五次联名上表请求真宗封禅。真宗召三司使丁谓问了经费事宜后，即命翰林及太常详拟封禅仪注，又任命了主要负责官员，其中王旦为封禅大礼使，王钦若为封禅度经制置使，丁谓负责计度财用。六月初，派王钦若为先行官，赴泰山筹办具体事宜。王钦若一到乾封（今泰安县）即上言：“泰山醴泉出，锡山苍龙现。”不久，又遣人把自己伪造的“天书”驰送京都。真宗再次召集朝臣吹牛说：“五月丙子夜，我又梦见上次的神人对我说：“来月上旬，赐天书泰山”。即密谕王钦若等凡有祥瑞立即上报，果然应验了……王旦等又是再拜称贺。

宋真宗在位时，大兴祥瑞，东封泰山，西祀汾阳，粉饰太平，又广建佛寺道观，劳民伤财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，使得宋王朝的“内忧外患”日趋严重。在东封泰山历史中，宋真宗是完全不具备封禅泰山的资格和能力的。因为在宋真宗统治时期原本就存在着内忧外患、民不聊生。但是宋真宗为了能够去封禅泰山，他就欺骗天下老百姓，营造了一种天下太平、国泰民安的假象。首先，宋真宗就和王钦若在国家各个地方，制造了很多祥瑞之兆，以此来表现太平盛世，这样就使自己能够达到封禅泰山的条件。然后王钦若与一些大臣就伺机行事，请求宋真宗东封泰山。当伪造天书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真宗即于十月初正式就道东行。那“天书”被载以玉辂，在前开路；王旦等一般文武百官随从；还有一大批供役人员，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，历时十七天始到达泰山。在山下斋戒三日，始行登山。按照事先拟定的礼注，在山上完成了祭天大典后，第二天又下到社首山行了祭地礼。

宋真宗改乾封县为奉符县；封泰山神为“天齐仁圣帝”；封泰山女神为“天仙玉女碧霞元君”；在泰山顶唐摩崖东侧刻《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》。之后，又是一连串的庆贺活动。总计这次“东封”，包括到曲阜祭孔在内，前后花了四十七天时间，演绎了一场彻彻底底的闹剧，而宋真宗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皇帝。这用去了大量的钱财，国库空虚，为日后宋朝的财政危机种下了祸根。从此以后，在中国封建历史上，再也没有皇帝东封泰山，封禅泰山的历史从此结束。这场由王钦若执导、宋真宗主演的闹剧虽然暂时结束了，但真宗并没有停止其“以神道设教”的事业，那些阿谀取悦之徒也仍然不断向他“争奏祥瑞，竞献赞颂”，几至达到“全国上下如病狂热”的地步。三年以后，在一些人的怂恿下，真宗又到山西汾阳去行“祭祀后土”（又称“西封”）大礼。可以说，一直到死，他都把这类自欺欺人的举措视作维系其政权命运的纽带。

1009年，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，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，占地2500平方米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。这一年，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，聚书1500余卷，“博延众生，讲习甚盛”，宋真宗赐名“应天府书院”，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。同年，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，曾参等62人为侯爵，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为伯爵。

天禧二年（1018年）中秋节，赵恒下诏册立八岁的赵受益为皇太子，改名为赵祯（即宋仁宗）。

乾兴元年（1022年）二月十九日（3月23日），赵恒于延庆殿驾崩，享年五十五岁，在位共二十五年。群臣为其上谥号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，庙号真宗。[5]十月十三日，葬于永定陵；二十三日，附祭太庙。

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，加谥为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。

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，再加谥为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。

宋真宗赵恒像

陵墓的修建

公元1022年四月一日，正式动工建陵，工程非常浩大，动用了几万人的民工和军队到九月才基本完工。九月十一日，刘太后召文武大臣至会庆殿，参观为赵恒准备的殉葬物品，计有珠襦（用珍珠串成的上衣）、玉匣（金钱穿成或银钱穿成的玉衣）、遂（衣被）、含（珠玉宝贝）、服饰及种种珍贵器物，还有赵恒的“生平服御玩好之具”，真是琳琅满目，对于赵恒所珍藏、供奉的大量“瑞物”和“ 天书”应如何处置，太后、皇帝和大臣也一起做了商量，有的说应继续供奉；有的说应焚烧送回“天宫”；还有的说应辟一宫殿专门珍藏。七嘴八舌，莫衷一是，最后宰相王曾提议：“前后下降的天书和全国贡献的瑞物，都是皇天上帝对先皇帝的特别的恩赐，此项光荣属于先皇帝，先皇帝已经上仙而去，天书、瑞物也应该与先皇帝同归皇堂奉安才是，万不可再留人间。”于是，决定所有“天书”“瑞物”都作为随葬物品，先于皇帝的灵柩送往永定陵，全部埋入陵中，无一字留存。后人称葬宰相王曾的这一措置是“识虑微密”，既消除了赵恒造成的朝廷上的迷信空气，又杜绝了修建神仙宫观、供奉“天书”“瑞物”的大量无益花费，办了一件有益社会的事。

永定陵“皇堂”（棺木停放的地宫）深81尺（约26米）底面呈正方形，周边140尺（约46米）。因此陵至今尚未正式发掘，陵内情形，尚不为人知，地面上的建筑已毁无存，不过陵前的石刻马、羊、狮、虎等保存尚完好。在北宋诸陵中是保存得最好的一组，造型硕大，雕刻精细，纹饰流畅、表情逼真，是宋代石刻艺术的上乘之作。即使我们把此陵的石刻看作是宋代造型艺术的露天展览馆，也不算过份。

永定陵整个“兆城”（陵区范围）占地达1800亩，有三位皇后附葬。即：章献明肃皇后刘氏、章惠皇后杨氏、章懿皇后李氏。

在永定陵区内还有宋代著名的大臣——寇准、包拯的坟墓。寇准墓在永定陵西北6公里的寇家湾村东岭上（今孝义镇黑石关村），此墓原在村西伊洛河畔大路旁，系古进交通要道。过往官员经此都得下轿，下马向“寇莱公”致礼。因此，清康熙进将它迁到东岭。“文革”中墓被夷平，现仅存墓前石刻数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