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松：为了漂浮和流动的一切丨我们在上海写作

二十三年前的那个冬天里，我来到上海。白天，我在多伦路的美术馆上班，晚上就住在馆里提供的甜爱路老别墅里。别墅的院子里有十来株水杉，在西墙边成了林，楼前有株老枇杷树，还有几棵芭蕉、棕榈树。我还记得它们的样子。水杉高冷而迷人，其它树则都有些老态。天蒙蒙亮时，总有锡嘴雀在枇杷树上悠缓低鸣，倒也并不觉得吵，但有时还是会在这声音里醒来。睡眼惺忪的我，透过小窗看着微亮天光里还在颤动的枝叶，觉得像在残余的梦境里。

从住处出来右转，顺着甜爱路往东走，再向北转，就到了鲁迅公园。要是出来左转，沿着四川北路朝南走，经过内山书店旧址后没多远，就是山阴路，那132弄里就是鲁迅故居。说实话，相比于鲁迅公园和纪念馆，颇显空寂的鲁迅故居是我更喜欢去的地方。通常都是午饭后溜达过去，工作日游客很少见，我从一楼慢慢转到顶层，会下意识地回想读过的相关文字……有时会停下脚步，仔细听这里的空寂，想着那种“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”的孤独，还有鲁迅写作的变化跟这座城市的关系。

为什么他的小说基本是在北京期间写的，而到了上海后写得最多的是杂文？是不是他在北京时文学创作就抵达了巅峰状态，而到了上海后则更多是深陷批判现实的战场？他在北京时能从容地写自己想写的，是因为在教育部拿着高薪而不必担心生计，而到上海后他已是纯职业写作的状态，大量地写杂文除了各种论战的需要，也有生计需求使然？

在美术馆工作的间隙，偶尔想到鲁迅故居就在不远处，可以随时走过去看看，会让我觉得它更像是某种额外的奖赏。有时候，走在山阴路的梧桐树下，我会想，最后那几年，鲁迅心里那无法言说的孤独，文学写作的终结，以杂文进行的孤军奋战，他的骄傲与愤怒、热肠与冷眼。为了想明白这些，只能去重读《鲁迅全集》。

上海鲁迅纪念馆地址

当然，我做不到像终生痴迷鲁迅的孙犁那样，按照《鲁迅日记》里每月附录的购书单去买书读书，但我能理解他何以在劫难之后才真正懂了鲁迅。我记得他晚年写过一幅字，用的是《汉书·扬雄传》里的两个句子，其中一句是“大道低回”，倒是很适合概括他晚年才有的对鲁迅的理解。

我对孙犁的重新认识，也是到上海后，确切地说，是在读了他晚年的《耕堂劫后十种》之后才有的。劫后重生的他，不求“进”而求“退”，并在“退”中求“变”。正像多年以后我在《退与变：孙犁的意义》里写到的：“孙犁‘退’回到鲁迅，以恢复对‘人’的悲悯；再‘退’出‘有用’之意图，‘退’回到传统的志怪、传奇、笔记的渊薮里，沉潜玩味其中，反复淘洗自己的精神、气息和文字，最后得到的是一种心无杂念的写作状态和至简至洁的文字风格。”

《耕堂劫后十种》每本都有小说、随笔、读书札记，它们形式不同却浑然一体，且语言冲淡平和、朴素自然，说明孙犁晚年确实已在西化潮流之外另辟蹊径。后来我起意写《抚顺故事集》时，其实动机与写法的源头即是受了孙犁晚期小说观与写法，尤其是他化用古代笔记小说笔法的启发。

在虹口，我住了四年。除了头一年是在甜爱路，余下三年都在同心路。在那幢据说归属海军的老高层里，晚上我通常都是开着电视机看书或写作的，而且几乎是锁定在央视电影频道，偶尔会瞄一眼电视画面，或是听一会儿某部电影的对白。直到次日早晨起来，我才会关掉电视机。有时候，在白天里，某段台词会莫名其妙地浮现在脑海里，而在睡梦中，不同电影的画面经常会自动剪辑在一起，变成一部熟悉而又陌生的新电影。

整晚开着电视机的习惯直到我搬到杨浦区军工路五维园区后才结束。在那个老厂房改造的复式空间里，我把新买的电视机放在了一层客厅，此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。在上海地图上，五维园区刚好位于东北角，于是朋友老吴就嘲笑我，你一个东北人，好不容易跑到了上海，却偏偏要住到上海的东北。

住在五维园区的那些年，我偶尔还会去多伦路上转转，去那家旧书店，老板一直记得我。奇怪的是不管多少次回到多伦路上，我都没想过再去鲁迅故居看看，它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世界。偶尔想到它，也是在我随手翻开鲁迅的书信或日记的时候，而不是在徘徊在多伦路上的时候，它仿佛已变成了符号般的存在，而不复是现实中的实体了。

某个深秋的晚上，我跟朋友聚会，餐厅就在鲁迅公园里。喝酒的间隙，我来到外面，顺着小路走到鲁迅纪念馆那里，看了片刻。夜色里，在周围树下透射的灯光的映衬下，这座建筑看上去是如此的陌生，甚至让我有种从未见过它的感觉。

后来，走在幽暗的小路上，在远远地看到灯火通明的那家餐厅的瞬间，我忽然想起数年前自己发过的愿，就是在有生之年写本关于鲁迅晚年在上海的书。我会想象他什么都不写也不看书的时候，站在窗前，默默地观察那个年代上海的街景，看着过往的人，静止的树木，路边的野猫，被丢在街边的东西，会想些什么。

我想写的，还有他在卧床不起的那些日子里，为什么会不时看看床头柜上小镜框里的那张图片，那个在风中奔跑的女子对于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？还有，那个时候，他那始终冷峻而又不失悲悯的内心里，是否获得了某种从未有过的释然与宁静？

《抚顺故事集》，赵松/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

转眼之间，又很多年过去了，可是关于鲁迅的写作计划仍未落实。我早已从杨浦的五维园区搬到了浦东，住在整日车流滚滚的张杨路边。在深夜里，偶尔站在窗前，看到这条主干线上一片空寂的时候，隐约中似乎能听到某种奇怪而又空洞的回响。

有时我会想，自己来到上海后的这么多年里，其实始终都有种漂浮的感觉，而这座巨大的城市本身则始终给我以不断流动的感觉。在这种漂浮与流动的双向对应中，很多不确定因素始终在不断涌现。它们在推动着我以及周遭的一切不断变化下去，而我的写作似乎也是因此而持续的。我喜欢那些不确定性因素和所有的变化，它们的存在至少能说明我的人生还没到答案揭晓的时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