纪年,作为一种计量年代的方法,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 目前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,为公元纪年法。这是一种源自于西方社会的纪年方法,原称基督纪元,又称西历或西元。 它以耶稣诞生之年作为纪年的开始,即公元元年。在耶稣诞生之后,称为“主的年份”(拉丁文Anno Domini,缩写为A.D.);在耶稣诞生之前,称为“主前”(Before Christ,缩写为B.C.)。 不过,现代学者为了淡化其宗教色彩,以及避免非基督徒的反感,往往改用“公元”(Common Era,缩写为C.E.)与“公元前”(Before the Common Era,缩写为 B.C.E.)的说法。 我国从辛亥革命爆发后次年(1912年),就开始采用公元纪年。当时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,决定采用公元纪年法与民国纪年法并行。 1949年9月27日,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,新中国宣布采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元纪年。 与此同时,我国古老的干支纪年法仍然在民间沿用,直到今天。 众所周知,在中国历史上,从汉武帝开创年号纪年,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,通行使用皇帝年号纪年,每当新政权建立或新君即位, 都要改用新的年号, 纪年也被赋予了独特的、浓厚的政治意义。 比如泰始元年(晋武帝)、贞观十三年(唐太宗)、万历十五年(明神宗)、宣统三年(末代皇帝)等。 到清朝末年,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和革命浪潮的汹涌,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, 探索救国富强之路, 不同政治派别提出了各自的社会变革方案, 革新纪年也成为其中一项重要的诉求。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主张采用“孔子纪年”。 这是参照西方的耶稣纪年——西方有基督教和教主耶稣,对社会能起到统摄作用,中国孔子的影响力与之相当,康有为以孔教为“中国之国魂”, 故孔子纪年堪与耶稣纪年相提并论。 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还归纳了采用“孔子纪年”的四大好处: 1.符号简,记忆易; 2.不必依附民贼,纷分正闰; 3.孔子为我国至圣,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,爱国思想,亦油然而生; 4.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,皆在孔子之后,故用之甚便。 而许多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则主张参照日本神武纪年,使中国改用与之类似的“黄帝纪年”。 比如,著名学者刘师培就提出,采用“黄帝纪年”有三大好处: 1.黄帝以前之历史事实少,孔子以后之历史事实多。故以黄帝纪年,则纪事一归于简便,而无由后溯前之难; 2.日本立国,以神武天皇纪年,所以溯立国之始也。中国帝王虽屡易姓,与日本万世不易之君统不同。然由古迄今,凡汉族之主中国者,孰非黄帝之苗裔乎?故中国之有黄帝,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。取法日本,择善而从。 3.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,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。今纪年用黄帝,则君主年号从属空文,当王者贵之说,将不击而自破矣。 革命党领袖宋教仁等也力主采用黄帝纪年。1905年,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《民报》创刊时,即依此署年。 武昌起义之后,湖北军政府的文告采用黄帝纪年,各省纷纷响应,甚至各省发行的银两票、军用票,也大都使用黄帝纪年。 不过,在建立共和政府的讨论中,黄帝纪年被认为是基于帝王的纪年法,这与民主共和的精神不相称。最终,中华民国采用了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并行。 彼时,除了“孔子纪年”、“黄帝纪年”和从西方引进的“公元纪年”之外,人们还提出了“西周共和元年纪年”、“帝尧纪年”、“秦始皇纪年”等纪年方案。 其中,除“公元纪年”外,就以“黄帝纪年”影响最大,一直到今天,其在民间少数场合仍在进行使用。 改革开放以来,不时就有学者提出和呼吁:在国内重新恢复“黄帝纪年”!即:在国际上,使用通行的公元纪年法;而在国内,则以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元年,作为我国国历之始。 这些学者认为,所谓公元并不是真正的“公元”,而是基督教纪元;这种纪年方法并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。 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,以之为纪元,可以把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起来,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,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。 |
网站内容来自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,立即删除!
Copyright © 笨百科 鲁ICP备2024053388号-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