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元璋统治明朝时期，曾经发生过多起杀戮大臣的案件。在这些案件中，属洪武四大案最为有名。

它们分别是“空印案，郭桓案，胡惟庸案，蓝玉案”，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时期，吏治是维护根基的重要手段。

但是对于朱元璋来说，这四大案件，更多的都是一些“子虚乌有”。简单来说，这只是他为了诛杀功臣的一些手段。

中央和地方的刑罚制度非常残酷，尤其是针对贪污谋反的人，朱元璋所用的手段更是残忍至极。从明初时期的四大案件中，也可以窥探出朱元璋的帝王心术。

浅谈郭桓案

明初时期发生的郭桓案，其中有很多现实意义，与当下的生活都有所联系。这是一场严重的贪污案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比较广泛。

借助一个当下的实际案例，可以对这场贪污案有更为贴切的了解。2013年8月17日，著名的新闻媒体机构曾经报道了一个案例。

中粮河南分公司中，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，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，骗取了国家大量的粮食，折合资金大概7亿元。

最开始，国家发布的粮食政策，设置了一个“托市粮”标准，以高于市场价的金额，来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。而中粮公司完成任务后，就会获取相应的补贴金额。

于是，一些工作人员与粮食收购商合谋，通过虚假交易的手段，骗取了国家的惠民补贴款。

而朱元璋统治时期的郭桓案，与中粮公司的事件是极为相似的。经过一些史学家研究，郭桓涉案的金额，按照同价值换算，要比中粮多出来几倍。

由此可见，郭桓贪污案件的性质，是极其恶劣的。他的官职是户部侍郎，主要负责的就是全国各地秋粮征收事宜。

郭恒使用的贪污手段，与中粮贪污案的性质是差不多的。在骗取了国家大量钱财后，朱元璋因为种种原因，还是发现了粮食征收的问题。

朱元璋是从贫困农民阶级奋斗出来的，它的心中非常痛恨贪官，在他的统治时期，对于贪污案件几乎是严惩不贷。

而郭桓案的贪污金额，更是使得朝廷震动。在此背景下，朱元璋开始大肆清洗贪官。

朝堂上六部的侍郎们，只要是与此案有所牵连，都没有办法逃脱惩罚。在调查的过程中，全国各地布政使司的官员们，几乎都被牵连了出来。

朱元璋一怒之下，通过此案杀了整整几万人。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，也使得很多官吏和有些钱财的家族，纷纷开始抱怨起来。

这些人不敢指责朱元璋，只能利用舆论等手段，开始指责审理郭桓案的官员。

为了平息全国上下的哀怨之声，朱元璋便将郭桓等人的罪行公之于众，又将审理此案的官员处死，这些做法，只是为了维护统治，安定民心。

浅谈空印案

而另一件著名的空印案，也是和郭桓案性质类似的案件。与另外三大案件相比，空印案是规模比较小的一种，但是影响范围也比较大。

这件贪污案的具体表现，重在“空印”两个字。顾名思义，这就是在空白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，等他急需之时，便于空白之处书写内容。

此制度在元朝时期便建立了，明朝推翻元朝后，也并没有禁止过这种行为。这项规定是好的，严格执行也没有错。

但是在实际工作中，因为各地财政钱粮数据太多，远程运输这些记载的文书，再加上一些运输过程中的损耗，很容易出现实际物资与文书对不上的情况。

朱元璋统治时期，一些有问题的文书，都会被他驳回重新申报。离统治中心距离近的城市还好，可是像云贵，两广等地，在运输文书的过程中，就需要几十天的时间。

再加上往来时间，可能运送一次准确的文书，需要用上四五个月。这使得国家政府效率低下，官员做了很多不必要的工作。

而空印的政策，则使得此事的效率提高了不少。一些官员在进京时，便携带了一份盖好印章的空白文书。

当物资统计出现损耗时，官员便会重新写一份，这样就省去了回去盖章的时间。在朝廷的官员中，很多都是认可这种做法的。

与钱粮直接挂钩的户部，也觉得这种行为方便快捷，可以使得工作效率提高。但是在朱元璋的眼中，可并不认同这件事，因为他对此还不知情。

《明史》中记载，朱元璋在知道空印事件后，表现的反应是“盛怒”。连丞相和御史都不敢进言，一场铁血的杀戮再次开始。

朱元璋将主印官员全部处死，而副手以下的所有官员，都遭到杖责和流放充军等惩罚。

在帝王的怒火之下，很多人害怕受牵连，都不敢为这些空印案的“罪犯”进谏。但是在浙江地区，有一些叫做郑士元的官员，却向皇帝进行了上书。

郑士元言辞诚恳，详细解释了空印案的利弊之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他认为此案是一件冤案。

因为国家明确的法律规定，这项政策是有利于国家运行的。而朱元璋所担心的盖了章的空白文书流出，是没有发生的事情。

客观来讲，郑士元的分析都很有道理，也是具有实际意义的。但是朱元璋在看到上书以后，再次动了雷霆之怒。这名敢进谏的官员，也遭到了流放的处罚。

在史书记载上，空印案到底杀死了多少官员，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来统计。

根据学者们推测，大概有几百名官员被杀，其中还有不少好官，比方说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，便死在了这场案件之中。

当下的史学家们也对此案议论纷纷，有人说空印案并不是冤案，因为官员们有些“玩忽职守”。而还有人说空印案是一件冤案，官员们虽然有罪，但是罪不至死。

从看待历史的角度来说，朱元璋的手段有些治标不治本。因为著名的郭桓案，就是发生在这件事之后的。这点也可以看出，朝廷和地方官员们，并没有吸取空印案的教训。

胡惟庸案与蓝玉案

剩下的两大案件，就与郭桓案以及空印案性质不同了。从根本意义来看，胡惟庸与蓝玉的案件，就是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，运用帝王心术，将开国功臣一网打尽。

而胡惟庸案件，更是朱元璋大肆诛杀功臣的开始。皇帝给他安排的罪名，是“谋危社稷”，也就是谋反的意思。

但是实际上，胡惟庸有很多罪行，可谋反这个大罪，却有些“名副其实”了。他跟随朱元璋打拼较早，也是开国功臣之一。

可是胡惟庸的人品并不太好，他结党营私，排除异己，阴谋暗害过很多忠臣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曾大肆贪污，向朝廷重臣行贿。

在外放为官之时，胡惟庸便并不清廉，等到他回到中央工作后，政治野心更是膨胀到了极点。

胡惟庸已经有了僭越之心，他在私下里，甚至敢使用代表皇帝威严的东西。而这些所作所为，已经突破了封建礼法的制度。

不仅是朱元璋无法容忍，换成其他封建君主，也难以接受胡惟庸的一些作为。于是，他的末日也很快便到来了。

朱元璋开始打压胡惟庸的权势，这也成了他意图谋反的动机。不过在后世学者研究中，大家都对“谋反”这个词语有着不同的看法。

很多人认为，胡惟庸的谋反罪名，只是为了使朱元璋的屠杀行动名正言顺。不管胡惟庸有没有谋反，在他的权势被皇帝打压后，这个悲惨结局也就注定了。

根据史书记载，胡惟庸案件影响了十几年，三万多人死于朱元璋的铁血手段之下。其中连公侯级别的人物，都有二十几人。

而蓝玉案件，也是在此基础上，被引导出来的“谋反大案”。胡惟庸和蓝玉两起案件的性质是差不多的，而更多的史学家，都认为蓝玉的谋反案件完全就是假的。

简单来说，蓝玉也是性情狠辣，贪财逐利，战功赫赫，手握军权，还有着“皇亲国戚”的身份。

朱元璋非常忌惮蓝玉，害怕他会威胁皇太孙朱允炆的统治。所以，朱元璋才会用谋反的罪名，将功臣蓝玉诛杀。

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四大案件中进行总结，可以分析出他的帝王心术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

第一点，朱元璋诛杀功臣，打压其权势。当他想把皇位传给孙子后，便担心这些功臣会威胁皇权的统治。这种帝王心术的运用，蓝玉案便是最好的证明。

第二点，朱元璋利用小人，卸磨杀驴。比方说胡惟庸的品格就不行，但是他依然得到了重用。

在打压老臣的局势下，这个胡惟庸便是最好的棋子。当“物尽其用”之后，他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。

第三点，则是提拔后辈新人。在老臣被大肆诛杀下，政治政权也需要新人维护。

像父亲被空印案牵连的方孝孺，以及大才子解缙等人，都被朱元璋留给了自己的孙子任用。

从以上几点看，朱元璋的帝王心术还是运用得非常纯熟。可是回顾这段历史，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的所作所为，也实在是让后人唏嘘不已。